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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美国女歌手洛蕾塔·林恩（Loretta Lynn）推出了一首新单曲。时年43岁的她，事业如日中天，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推出的一系列具有政治讽喻意味的优秀单曲——如1968年的《拳头城市》、1969年的《矿工的女儿》、1971年《回家路上》——已经让她的蓝领女性代言形象深入人心，1972年更是拿下了乡村音乐奖（Country Music Association Awards）的年度艺人奖和年度女歌手奖，被誉为乡村音乐第一夫人。而她这首新歌推出后，不出所料，引起了极大轰动：从波士顿到塔尔萨有60多家电台宣称禁播此曲，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公开指斥这是一首罪恶之歌，以至于乡村音乐表演胜地大奥普里剧院都差点不敢让她登台演唱了。

洛蕾塔·林恩,1975年，纳什维尔

但单曲唱片却在一周之内卖出1万5千张，并创下她职业生涯最好的单曲排行榜成绩，冲进了前5，要不是因为那么多禁播，很有可能就冲到榜首啦。然后举国上下的年轻女性都齐声为她打Call，纷纷站出来表示支持。

这首歌到底唱了些什么呢，让我们来撇一眼歌词：

…

这么些年我都呆在家里

你倒是各种找乐子

每一年过去

都会又怀上一个

得有点变化发生了

就在这儿就在这座保育山

你已经最后一次放这只鸡了

因为我得到了避孕药

…

这个孵化器已使用过度

你早把它塞得满掉

现在好的感觉就要来到

既然我得到了避孕药

天又黑了又该睡觉

今晚好得不要不要

噢但是爸爸你别担忧

因为妈妈有避孕药

没错，这首歌歌名就叫《避孕药》，指的就是以制药企业舍尔公司（2002年被辉瑞收购）率先推出的以恩诺维德（Enovid）为首的一类、含有雌激素炔雌醇和孕激素异炔诺酮复合物的口服避孕药，而歌里面唱的，显然正是像洛蕾塔·林恩这样的女人的心声。14岁就结婚的洛蕾塔，18岁那年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两个，可想而知，生育给这位需要到处奔走登台的女歌手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以至于她后来发表过如下言论：“如果我能回到怀孕的那些年，我会像吃爆米花一样把它吃掉。避孕药给人们带来了太多好处。”。

1960年代的恩诺维德口服避孕药

其实，早在洛蕾塔·林恩公开发表这首歌之前十五年，亦即1960年，美国国家药品食品管理局（FDA）已经批准了恩诺维德作为控制生育之用的避孕药上市，但因为受到保守势力特别是天主教会的反对，它的推行受到了很大阻力。而初代口服避孕药就功能和药效而言，也远远未臻完美，每一颗药片含有10000微克孕激素和150微克雌激素，比预防怀孕所需要多得多——现在较安全的低剂量药丸大约每颗只含有50-150微克孕激素和20-50微克雌激素——这给早期使用者带来了很多副作用，也受到了激进的女性健康运动倡导人士如芭芭拉·希曼（Barbara Seaman）的强烈抵制，她甚至撰写了一本叫做《医生们反对避孕药的案例》的书来表明立场。

无论如何，避孕药的问世依然是上个世纪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一笔，它让成千上万的女性可以自己来控制生育，真正做到把性爱和生殖分开。1993年，《经济学人》杂志把它评为现代社会的七大奇迹之一，入选理由为：也许这是第一次，让男人和女人真正成为伴侣，小小一袋蕴含绝妙。

而避孕药的诞生，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曲折故事，有关于信念、勇气和斗争，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有四位，他们中的三位在上个世纪中叶某一天聚到了一起，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及讨价还价之后决定放手一搏，联袂掀起一场变革。关于这次会晤，以虚实结合的散文式写作而著称的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戴维斯（Kenneth S. Davis），1978年为《美国传统》杂志撰写长文《避孕药的历史》，开篇作了如此描述：

本故事的一个好开端是1951年年初的一次聚会，三名不同寻常的人物——一个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女权主义者，一个是既古怪得出格又富得不可思议的大慈善家，还有一个生物学家，他的名声很大程度将由于此次聚会而成就……唉，说起来完全没法保证其中的准确性。只有三名当事人才能讲得清楚地点在哪（纽约的一家旅馆？伍斯特的一个实验室？），以及时间几何（一月？二月？）。他们的首次见面发生了，并没有纸面记录。而这三位也在1966年到1967年相继离世，前后相差都是几个月，时至今日我们仅仅能肯定有过这么一次聚会，而它的意义也绝不仅限于这三个人的交流。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把它看作是两股历史力量的汇聚，而其带来的技术产物，避孕药，对社会态度和个人生活产生的影响，常常会被比作原子弹爆炸。

戴维斯笔下这名女权主义者名叫玛格丽特·桑格，生于纽约州康宁市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父亲是位积极的底层社会活动人士，致力于妇女选举权和公众教育方面的权利呼吁。耳濡目染的她，年轻时期即开始投身女性性教育普及运动，曾因写了两本小册子《所有女人都应该知道的》和《所有女孩都应该知道的》而被视为淫邪异端。

玛格丽特·桑格编写的《所有女孩都应该知道的》

1913年，她创办了《叛逆女人》月刊，以“没有上帝，没有主子”为口号，旨在宣传避孕，让女性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而在第二年，联邦邮政署指控她触犯了《反淫秽法》中的四项罪名要施行逮捕，为避免坐牢，已经是三个孩子母亲的玛格丽特抛夫弃子逃到欧洲，第二年因为丈夫被抓去坐牢才回到美国照顾孩子，期间一个女儿因患肺炎去世。

玛格丽特·桑格并未收手，反倒愈战愈勇，和妹妹埃塞尔·伯恩1916年于布鲁克林开了全世界第一家节育诊所，为不想生孩子的妇女提供避孕膜，仅仅十天就被警察查处，期间经历被捕、保释、又被捕，埃塞尔一度甚至绝食抗议。1921年，桑格创立了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即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前身，后来又成立了联邦生育控制立法全国委员会，逐渐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从整个美国的氛围来讲，随着人口剧增，节育问题也逐渐引起共识，她的一些做法不再像前些年那样被视作离经叛道。1940年开始，桑格开始把注意力投入到和节育有关的科学研究，为他们提供和寻求资助，她意识到，这个领域需要一项技术突破才能带来彻底改变。

玛格丽特·桑格

这个时候，轮到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Gregory Pincus）出场了，他生于新泽西州一个犹太家庭，在1930年成为哈佛的生理学讲师，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哺乳动物生殖学研究者之一。《纽约时报》1934年第一次报道平克斯的实验成果时，用的标题是“玻璃瓶中诞生的兔子：霍尔丹-赫胥黎的幻想正由哈佛生物学家变为现实”，文章将他比作《美丽新世界》中的生物学家波克纳夫斯基，因为他完成了兔子的体外受精，当时还是一项非常激进的技术。而后，随着《时代》《柯里尔》等有影响力大媒体的抨击，他很快就被哈佛给变相开除啦，据说他找了爱因斯坦帮忙都没用，这之后他去了克拉克大学。

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

平克斯在1944年创办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主要方向是搞清楚荷尔蒙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但几年后玛格丽特·桑格却相中他来开发避孕药，当时桑格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妇人了，他答应了这个执着的前辈的请求。

20世纪初，随着内分泌学的开展，科学家已经大体弄清楚激素在人体各项功能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女性荷尔蒙的认识也让相关药物开发成为可能。1921年，奥地利生理学家路德维格·哈伯兰特（Ludwig Haberlandt）把一只怀孕母兔的卵巢移植到另一只母兔身上，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后者怀孕，他得出结论是，怀孕母兔的卵巢中具有某种可以阻止排卵的物质。1928年，两位来自罗切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乔治·科内（George Corner）和维拉德·艾伦（Willard Allen）证实这种物质是由黄体产生的孕激素，将它命名为progesterone，这个词由两个拉丁词根pro和gestare 而来，连起来是“有助于生育”的意思，中文翻译作黄体酮。

注射黄体酮会让雌性身体有一种“我已经怀孕”的错觉，从而不继续排卵，平克斯和助手张民觉在一批兔子身上用直接注射的方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要把实验开展到人身上，他们还没有资质，这事儿只能找个医生来。他挑啊选啊，瞄准了一个哈佛的前同事，约翰·洛克（John Rock），这家伙正在用黄体酮做不孕不育的研究，为的是帮助那些怀不上孩子的妇女，而且，这家伙还是个天主教徒——看起来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人啊，这平克斯也够有想法的，而且他还真的做到了。两人掏心掏肺地谈了一通，洛克不仅答应一起搞，还把此前自己用黄体酮和雌激素做实验的数据都拿出来，平克斯一看也乐了，嘿，重要的不是黄体酮能起功效，而是，这些实验都没死人。

桑格遇到了一个麻烦，就是此前一直资助她的洛克菲勒基金准备退出，还好，她的朋友，另一位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凯瑟琳·麦考米克（Katharine McCormick）雪中送炭来了。麦考米克有着良好的家世背景，她是麻省理工第一代取得生物学士学位的女性，嫁给了当时世界首富之一的儿子斯坦利·麦考米克，而且，最棒的是，1947年她那精神有问题的丈夫恰到好处地去世啦，一举让她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寡妇。就在桑格抖抖擞擞签不出支票的时候，麦考米克寄来信件一封，财大气粗地表示，避孕研究方面的钱，我掏定了。

凯瑟琳·麦考米克

至此，直接导致避孕药来到人间造福亿万女性的四个神人已全部亮相，以1950年桑格去求助平克斯为始，此后整整历经十年，除了排除万难做人体实验（因为在美国本土受限，只能跑到了波多黎哥去），还要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声讨和抵制，终于在1960年让FDA做出了批文。洛克后来成为一个身体力行推动避孕药的形象大使，不仅因为他的医生身份，也因为他比其他三个人都活得更久。

到1965年，美国45岁以下的已婚妇女有1/4使用过口服避孕药。到1967年，全球有近1300万名女性在使用它。到1984年，这个数字达到5000-8000万，近些年已经超过1亿。

说到避孕药对人类的影响，那真是不胜枚举，最重要的，它改变了妇女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从而影响了全球经济，甚至有研究认为，半个世纪的避孕药使用历程，直接改变了女性的择偶倾向。

《生态和演化趋势》期刊在2010年刊发了来自谢菲尔德大学动植物系的亚历山德拉·艾尔沃格尼（Alexandra Alvergne）和维尔皮·卢玛（Virpi Lummaa）两人的评论文章，她们综合多项研究指出，长期使用避孕药对于女性激素水平的调控，导致她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充满男子气的配偶，而愿意选择更温和的、睾酮水平更低的男性来作为伴侣。一个可以拿来作为辅助的证据是，如今银幕上受到女性青睐的影视男明星都不再是硬汉型的了，而更多是那种气质偏阴柔的文雅男士。换句话来讲，她们终于不用因为生殖冲动而短择，而开始有耐心寻找一起养娃的长期伴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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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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